这里育出的棉花品种遍布中国1/4棉区，鼎盛时独揽了中国棉花“半壁江山”；这里产出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4项国家一等奖，占据棉花界获奖总数的57%；在这里诞生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击退了国际种业巨头，捍卫了中国棉业的领地……

回望中国近代棉花科技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无不与之相关：实现粮棉双增产、拓展新疆棉区、击退国外抗虫棉垄断、推进植棉机械化。

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泽芳，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树迅，再到现任所长李付广，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以下简称中棉所）先后数任所领导用自己的毅力与智慧共同延续着这半个多世纪的接力。

通天仓：守护国家重大需求

从河南安阳市中心驱车半小时，记者来到了白璧镇一片保留了近60年的建筑——中棉所，探访这个新中国棉花科研的发源地。

半个多世纪，春华秋实。代代中棉人耕耘于此，坚守着寂寞的科研，守护着中国棉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并一路创造奇迹。

中棉所令人啧啧称道的不只是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励，更是完成了怎样的国家任务。

从黄河两岸、长江之滨到天山南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国棉业遭遇低迷期、三大棉区遇到技术瓶颈时，“中棉所”打头的品种总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1/4的棉区患上了棉花“癌症”——黄萎病。特别是在新疆，具有苏联血统的“军棉”系列品种抗病性差，直接影响了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数据显示，当时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只有500万亩左右。

“‘中棉所12’‘中棉所17’‘中棉所19’系列的入驻，解决了新疆棉花的抗病性难题，稳定了新疆棉区，并将之发展壮大。”年逾80的第一代中棉人蒋国柱对记者追忆说。

数字最有说服力。而今，新疆棉区的种植规模已达2700万亩，“中棉所35”曾多年占南疆棉花种植面积的60%~70%。

“思路决定出路、胸怀决定规模、凝聚决定发展、观念决定成就”，进出中棉所大院，总能看到院墙上印刻着的24个大字。

正是这样的理念，铸就了中棉人做事的思路和胸怀。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喻树迅担任所长时，提出一个理念：棉花要“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这亦是中棉所多年来的发展思路。

上世纪，以“中棉所10”“中棉所16”和“中棉所36”为代表的早熟棉品种的出现，完成了中国耕作改制植棉史的革命性突破。这些新品种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开启了我国短季棉育种的新篇章，麦（油）与棉可“一年共享一块地”，从而破解了粮棉争地的矛盾。

回望过去的成绩，在李付广看来，这些无不源于中棉所扎根于中国棉区的大本营，把科研和实际生产需求相结合，才能在关键时刻先行，迎合了国家和产业的需求。

聚人气：敢挑“国家队”责任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下的现代化院所很难有协同创新，而中棉所则是个例外。正是全国棉花界勇于担当和协同创新，经过数十年的协同努力，国产抗虫棉的市场占有率从1999年的5%逆转为2012年的98%，完胜中美“转基因抗虫棉”战役，让中国棉花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

“跨国公司的对手不是单个中棉所，而是整个联手的棉花界，那是中国棉花界与跨国公司的战役。”李付广笑言。

在国内棉花界，中棉所牵头的项目，最终60%~70%的资金都会分给国内同行。中棉所推广基地多与地方联建，这亦是中棉所的品种能迅速转化的重要原因。

中棉所内外，有个大家坚守多年的“君子协定”：协同培育出的品种，在报奖和发论文时，育种家永远排第一，其次才是搞遗传技术、转基因的专家。

“共推进、不抢功、乐分享”，对此，中棉人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科研国家队的职责是什么？那就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勇于承担国家重任的气魄。

棉花基因组测序，做还是不做？这一度让中棉所很为难。

做，数千万的经费从哪里来？不做，在这个原始创新奠定产业竞争力的时代，资源整理和基因发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转基因抗虫棉的问题上，中国差点吃亏。

“中棉所不担当，那让谁做去？”2007年，中棉所领导集体拍板决定，自筹资金，在国际上首次开展棉花全基因组测序，且中棉所是第一牵头单位。而在20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时，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1%。

而今，中棉所正朝着改变高端原棉进口依赖的方向进行努力。为此，他们集合了国内棉花领域上中下游的优势资源，牵手上游基础研究单位和下游育种单位，共建了棉花规模化转基因技术平台，形成了以“基因、种质、育种、产业化”为一体的研发体系。

目前，该技术体系已获得转基因棉花材料2000余份，并共享到全国30多家棉花育种单位。预计未来8～10年，这里将为中国棉花品种的新突破奠定基础。

传精神：坚守着寂寞的科研

其实，那些看得见的成果和数字，离不开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文化底蕴。

“中棉所是一个历史长河，你千万不要用静止的符号来看待他。”李付广告诉记者。

真正研究棉花，必须在产区。1957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带队考察多地，最终选中当时的棉花主产区——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安阳小镇白璧。

次年3月，第一代中棉人举家搬迁、荒地建所。他们中间，不乏资本家、银行家及华侨的后代，生活环境的落差可想而知。将研究所从北京迁至安阳，这一前瞻性的选择却为新中国棉花科研的“摇篮”奠定基础。

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泽芳是中国现代棉作科学主要奠基人。继任所长胡竟良是原农业部经作局总农艺师。蔡荣芳，其父是新加坡华侨。本该子承父业的他却选择了留在中棉所。50多年过去了，这位“中棉所19”（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育种家已满头银丝，不变的除了他依旧的闽南口音，还有扎根育种一线的耕耘。谭联望，平日里总喜欢揣摩那些“病态”棉花。正是他育出的“中棉所12”（稳定新疆棉区的重要贡献品种）。

而今，这种“甘于奉献、寂寞科研”的精神正在年轻中棉人身上延续。

漂亮的武汉大学博士马小艳，为了爱情来到这里。她选择了研究棉间杂草，有人替她这个年轻博士惋惜，她的回答却非常坚定而自信：“杂草虽冷门，却不可或缺，中棉所理应有人去做。”

如今，随着国家棉花主产区的西移，新一代中棉人创制了抗旱转基因棉花新材料，正奔赴新疆、内蒙古等地，将科研大本营向“边缘化、盐碱化、沙漠化”的方向转移。

那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却将毕生事业奉献给豫北的第一代中棉人邢以华如是说：“我们这群人啊，就像是种子，国家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