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全国麦收已经过半。联合收割机还在华北平原小麦主产区上忙碌着，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然而6月6日，科技部在京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5年度报告》指出，受单产下降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2016年中国夏粮产量预计降至12177万吨，降幅为2.9%。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我国农产品展望研究的中国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许世卫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证实了上述预测的可靠性。

    从河南到山东，记者赶在麦收之前走访了这两个全国小麦产量最多的省份。从种植大户到家庭农场，再到专业合作社，记者走访的农户由于提前选种了优质小麦品种，采用了最新的农业种植技术，已经实现了单产增长和品质提升。但是由于国际小麦价格的影响，他们对今年的收入情况还是不敢太过乐观。

    粮食十二连增、向WTO逐渐开放国内市场，种种压力，还是在这个夏天的麦收时节显现了。

    口粮小麦只能自己种

    “我们家庭有10口人，6个劳动力，平常外请7到8个人帮忙干活，收获时节需要雇佣100多个工人。”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三兴家庭农场主范海宝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家里的口粮也是农场的3000亩地里种出来的。

    小麦在我国粮食安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我国两个口粮品种之一。“口粮绝对自给，粮食基本平衡”的国策要求，小麦生产必须保持持续稳定发展。“这是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需要。”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小麦生产的稳定首先让农民能够解决温饱，解决口粮的问题。“哪怕不赚钱也要生产小麦。小麦的属性使其有时候脱离市场的终极规律，庞大的农民人口需要解决口粮的供应，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效益高低来衡量小麦生产经济上的价值。”

    过去五年，我国小麦生产以每年增产大于250万吨的速度，于2015年突破了13000万吨大关。冬小麦总产量持续增加，占比超过95%以上；春小麦总产量占比低于5%。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贸易、价格差异，以及国内优质专用小麦短缺等因素，5年来每年还进口一定数量的小麦，年均330万吨；而出口小麦的占比极低。

    数据显示，小麦国际贸易量是1.6亿吨，而我国小麦产量1.3亿吨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全球的供求关系是丰年略有结余，歉年略有不足。另一方面，2015年，全球小麦出口量集中在五个国家和地区，即欧盟、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占世界小麦总贸易量的72.3%。相较而言，小麦进口国却十分分散，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埃及、印尼、阿尔巴尼亚、伊朗和巴西五个国家的小麦进口量仅占世界小麦贸易总量的23.5%。

    “如果中国想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小麦，改变国际贸易总趋势，就会打破贸易和政治上的平衡，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走这步路，也不可能走。”陈萌山说。

    所以，中国的口粮还得靠中国人自己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魏益民认为，在总耕地面积不变或下降的趋势下，小麦总产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单位产量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小麦产业的这一发展趋势和结果，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供给保障。”魏益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无规模不效益

    作为“小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考察座谈会”的东道主，梁山县万众种植业合作社社长吕建华管理着一个1800户社员、总种植面积10万亩、年产优质麦4万余吨的合作社。

    然而，吕建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产量和规模还是太小。”他的合作社过去与中储粮合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发现与面粉企业合作更为稳定，并且能让双方利益最大化。现在每年四十多家企业的订单就让他忙不过来。“要货的太多了，但货太少。有的面粉企业实力雄厚，就会备货，一次就要进1万~2万吨。”吕建华说。

    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品研部部长李巍给《中国科学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面粉厂一天大概就会消耗1000吨小麦粉，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小麦粉，少量是优质小麦粉。像吕建华这样的合作社生产的4万吨优质国产小麦粉，只够一个普通面粉企业一年的量，但企业一般不会一次性购入，而是分批分次按需购买。

    由于合作社的收益主要来自后期，即每公斤加价1~2角卖给面粉企业，有时候纯利可能不到一角，所以规模小了，效益就低。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受到生产规模限制。魏益民指出，农户生产规模过小（户均4.5亩）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制约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深度推广，给产业现代化带来一定的阻力，而且产业化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要求。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小麦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或管理单元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束缚或影响了小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吕建华的合作社里，他正在尝试改变这一现状。2012年，合作社正式成立，负责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

    吕建华把合作社与外部合作的关系称为“海陆空”三级合作：第一级是以村为单位的红利合伙人作为质量担保人，带动广大农户参与实验田与责任田的种植与推广；第二级是发展种粮大户为合作社的VIP会员，种粮大户规模化程度高、机械水平高、资源优势集中；第三级就是他考虑到要扩大优质麦的种植规模和影响力而特别设计的，那就是与周边市县区农资经销商、粮食贸易商合作，互惠互利。

    “只有合作，风险才会最小，不要想着自己吃掉整个蛋糕，而应该切开蛋糕大家一起吃。”在经营合作社之前有着十余年粮食销售经验的吕建华就是这样考虑的。

    品质，品质，还是品质

    “我们的小麦要想和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得把品质差距的问题解决。”在考察了河南新乡小麦种植情况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赵振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内加工企业和消费者对小麦品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记者在河南新乡看到，范海宝的家庭农场种植的是郑麦7698，达到强筋小麦品质标准。具有很好的籽粒外观商品特性和内在优质特性。而且范海宝的小麦主要是制种用，辐射面较广。

    而山东梁山万众种植业合作社主要种植的优质麦品种有“亿谷一号”“济南17”“洲元9369”和实验品种“济麦2293”等。其中“亿谷一号”是核心品种，其特点是稳定的回长，吸水率高，烘焙效果好，面粉综合指数国内第一，是面包加工、拉面制和等专用面粉配麦加工的首选，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可以与加麦相媲美的强筋品种，产量、质量均相对稳定。

    “优质小麦的成功和大面积栽培技术的推广，使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基本实现了国内小麦生产的进口替代。”陈萌山说。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军介绍，我国小麦品质育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那时开始山东省也把优质列为育种目标，开展遗传育种研究。当时，根据我国小麦品种品质特点及与发达国家优质小麦品质的差距，确立了以改良蛋白质和面筋质量为主及“抓两头、带中间”的遗传改良思路和方向，旨在提高小麦品种的食品加工品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山东省先后筛选和选育出多个优质强筋小麦品种。

    然而，目前，国内强筋小麦品种数量仍然很少。刘建军说，“十二五”期间，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审定小麦品种共179个，其中强筋品种仅17个，不足10%。强筋小麦品质指标不均衡，蛋白质数量指标偏低；综合抗性和产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与高产品种相比，强筋小麦品种抗寒性、抗病性、抗倒性和耐热性等较差，产量较低。在山东，“济南17”等主推强筋小麦品种退化、混杂比较严重。

    陈萌山认为，强筋不强，弱筋不弱，“品质这个问题还是目前需求当中一个矛盾”。

    新常态下的小麦产业转型

    “为什么国内小麦价格上不去？与小麦生产不成规模，内在品质没有得到消费者认可有关系。”邢台金沙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魏海京告诉记者，要形成规模种植，并让市场认可才能提高小麦的竞争力。

    而实际上，农民种麦效益在持续下滑。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法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麦生产成本快速增长。亩均总成本由2004年的312元增长为2013年的915元，增长了1.93倍。人工、化肥、土地和机械作业是主要组成部分，合计占生产总成本的80%以上。2008年以来，小麦每亩净利润连续五年下降，从164.51元/亩降为2013年的-12.78元/亩。

    而国产小麦的国际竞争力还在不断下降。2016年3月，美国软红冬小麦到国内口岸完税后的总价约为1725元/吨；而同期河南郑州市场的小麦价格为2400元/吨，相差675元。

    “我国小麦生产在经历了12年连续丰收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严重的生产不能满足加工业和消费者需求的‘品种、品质、品牌’问题，是影响国产小麦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魏益民说。

    “大概还有5年时间，我们的进口配额分配方式就无法阻挡国际小麦的进口。”在陈萌山看来，时间紧迫。他将希望寄托于农业科研的突破。“怎么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用科学技术来回答。”

    而魏益民针对小麦加工业2016年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建议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设计，包括：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消费需求；延长产业链条，提升盈利能力；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发展；重视模式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实际上，加工企业和种植户已经先于他们开始了行动：范海宝今后将把多项先进的小麦生产技术整合到他的3000亩麦田种植中去；魏海京希望将来小麦育种和加工需求应当结合起来，而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可能与家庭专用粉有关；吕建华则想把他的合作社事业推向第三产业，开设面包厂，延长自己的利益链条，实现真正的三产融合，并且搭上“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