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里面有两句话分量非常重。他说，在相当长时期内，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要用周到、便捷的社会化服务把家庭经营纳入现代农业规划。”4月2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农科讲坛迎来今年第三位主讲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

陈锡文认为，上述判断和方法的提出是非常符合中国实际的，这涉及到的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

当前，我国土地流转速度惊人。到2014年底，家庭承包土地流转达4.03亿亩，占整个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的30.4%。“也就是大概有6000万个家庭流转出了土地，占农村家庭的25%。”陈锡文说。

然而，过快的流转速度却面临着规模适度的问题。规模太大，承包人承担不了过高的风险，有可能最终“跑路”；规模太小，不能让农业经营成本降下来，也就无法获得较好的收益，很难继续经营下去，无从实现农业现代化。

通过在全国各地多次调研，陈锡文总结出几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体制创新。

第一种是以农业合作社形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陈锡文一直关注的是黑龙江省克山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该社创办于2009年，当年拥有各类农机具130台套，从播种、中耕到收获配置齐全，但最初效益并不好。在理事长李凤玉的带领下，他们想方设法吸引农民以土地入社。2011年，仁发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100元，即每亩35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由于合作社统购生产资料、机械化耕作降低种植成本，每亩比农民少花100元。应用“大垄技术”和现代化农机提高粮食产量，每亩比农民分散种植增产100多斤，亩效益仍达400多元。

合作社社员已经从2010年的7户增加到现在的2436户，入社土地超过5万亩。2014年，该合作社共种植了1万亩马铃薯、3700亩玉米和3000亩大豆，盈利5329万元。入社农民每户平均拿到红利2.4万元，每亩分红922元，比当地没入社农民每亩增收600元以上。

“现在这个模式（全国）大概有一二百个。其基本特点是消耗、成本降下来了，效益上去了。”陈锡文说。

第二种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例如上海松江有几个镇为了保护黄浦江，政策上不允许建设工业，只能搞农业。2007年开始，当地出现了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往往五六个或者七八个家庭组成一个农场，共用一套农机具。

这种“种养结合”型的家庭农场，一户农民每年在承包100亩左右粮田基础上，再养殖年出栏量1000多头的猪。种100亩粮食有7万元左右的收入；养1000头猪则有专门公司负责收购，每头猪代养费50多元，一年下来增收5万多元。这使得种地逐渐成为当地一份体面的职业。

陈锡文介绍，由于收益好，人们争着加入家庭农场，规模扩大不了；但如果规模太小收入上不去又没有人种地了。“所以，这个地方合理的规模就是每户100~120亩，农民也觉得挺好的。”

第三种，吸引农业能人到专业合作社，尤其是生产鲜活高价值农产品的合作社。因为农业能人能寻找到优良品种，能掌握先进的栽培或者养殖技术，而且生产出来能卖掉。“这种人在农村当然是稀缺的。”陈锡文说，如果能把他们吸引进合作社，他们就能把自己的能力放大，可以辐射带动一大批。

第四种，在一些必要的领域确实需要引进大企业，为当地建立完善的养殖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投资规模、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如北京平谷和顺义交界处的正大养鸡场，跟当地农民和政府合作，租用农民土地，联合贷款7亿多元，建设了大规模养殖场，2012年后鸡场还交给当地政府。

然而，我国农村大多数农民还是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要进入农业现代化，就要靠政府提供周到便捷的社会化服务，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每年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从南到北收割作业，黑龙江某农场用激光平地仪平整4000多万亩土地，用500马力拖拉机在GPS定位系统下一昼夜可翻耕5000亩地，这些就是社会化服务的典型表现。

“社会化农业服务这个方式是中国独创的。”陈锡文说，要有一个过渡期存在，既要保持农民的发展，又要保证农业有效率地发展。那就要通过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降低农业的整体成本，降低家庭经营的成本。“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的土地集中连片，便于大型机械化作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大型的现代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