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开始从事转基因研究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没有料想到，如今他要用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来做转基因科普，也没有料想到当初被认为能改变传统农业面貌的技术，会面临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

    近日，科技日报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由于误解相关知识和信息、不信任管理部门和科学共同体等原因，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态度持续走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人们的印象中转基因是先进的技术，是好的东西。甚至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款香烟的商标就是‘转基因’。”朱祯说。然而，进入世纪之交，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悄然转变。尤其是转基因重大专项2008年实施以来，转基因技术以及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在我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考验。

    转化不了的成果

    直接受到舆论影响的，是我国转基因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与相关产品的产业化研究。

    调查显示，仅2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支持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18.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由于舆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我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无法交给企业，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说，生物育种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应用价值是评价成果的重要标准。“但现在的成果根本走不到应用这一步，更不要谈产生应用价值，很多优秀成果、优秀的科研人员无法获得认可。”

    不仅成果转化不了，维护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转基因鱼类来说，要保存研究成果就必须维护一定数量的转基因群体。由于无法交给企业进行产业化，科研人员需要年复一年繁殖已有转基因鱼类、监测其生长和种群动态，仅是大面积鱼塘养护和人工成本就会产生不小的重复投入。”姜韬说。

    科研人员担忧的，还有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抗植酸酶转基因玉米一度被认为是距离产业化最近的转基因作物。在2009年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之前，已经对其进行了9年时间的相关研究，但至今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由于不了解大规模生产应用的效果，我们无法根据产业链环节对其进行优化。比如在制造饲料工艺过程中，玉米中的酶对高温的敏感度如何？是否需要转入耐高温的植酸酶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世界其他国家也在进行转基因玉米的研究，并根据大规模应用情况对相关基因性状进行优化。“我国在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迟迟不能产业化，未来我们是否能继续保持领先，我说不好。”林敏充满忧虑。

    长不大的产业

    激烈的舆论，未定的产业化前景，让曾对转基因技术抱以热望的种业企业感到彷徨。

    “我接触过的种业企业中，大都觉得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遥遥无期。”林敏说，由于舆论导致的政策风险未定、产业化前景不明朗，我国的转基因产业一直没有更好地发展起来。“由于风险过大，小型种业企业不可能参与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大企业投入转基因研发推广的资金也很有限，而国际种业巨头仅一个企业投入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品研发的经费，就超过我们全国的投入总和。”

    “我国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也不是产品研发，而是缺乏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级企业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没有激发起企业的兴趣。”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认为。

    然而，并非所有转基因推广企业因“反转”舆论停滞不前。朱祯表示，1996年国际上三大种业巨头企业仅占据国际种业市场8％的份额，2012年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大种业巨头市场占有额蹿升到40％。“这三大巨头同时也是国际上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研发者和转基因种子的提供者。”朱祯说，“‘反转’舆论反对在我国种植和推广转基因作物，而跨国企业却可以通过出口转基因农产品到我国的方式获利。”

    在国外，跨国种业企业已经成为转基因产业推进的主体。从转基因作物推广获得的收益，使他们能反哺转基因研究，例如孟山都、杜邦等公司每年都投入10亿美元以上开展转基因作物技术与产品研发。而我国由于无法形成转基因产业，政府一直无法从转基因研发投资中退出。

    林敏说，应用型科研项目都对产业化目标有明确要求。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原因，相关项目中的产业化目标都因为安全性评价的不确定性，都变成了抽象的“具备产业化推广应用的能力”。因此，课题可能验收了，但产业化的脚步却停滞了。

    长不大的转基因推广产业，与落后的应用水平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转基因技术应用得好不好和高水平的转化平台直接相关，在这个平台上能进行基因转化、评价、筛选等一系列工作。”林敏介绍说，国外的转化平台由大型种业企业主导，每年能流水线式地筛选上万个候选功能基因。“而我国的大多数种业企业无力投资大型转化平台，许多科研单位由课题组自行建设，效率高的平台每年也不过筛选几十上百个基因。”

    产业化实体发展滞后，使人才消化也成了问题。在朱祯看来，这些年课题组的毕业生明显没有以前抢手。“2009年之前，针对转基因的舆论环境还不算太糟，每年还没到毕业季就有很多用人单位来课题组要毕业生。”朱祯说，近年来虽然毕业生出路还不错，但都要在用人市场经过一番厮杀。“转基因产业化实体做不起来，当然要不了那么多毕业生。”

    “很受伤”的科学家

    舆论在反对转基因方面的固执，一度让朱祯感到很困惑。“老鼠食用先玉335玉米死绝、广西大学生食用转基因玉米导致精子活力下降、美国人只生产不食用转基因食品。”朱祯列举了几个风靡一时的转基因传言。他不理解“为什么错误这么明显的谣言，在科学家解释很多遍后还是有人相信”。

    “而且很多针对转基因的讨论，经常就演变成对科研人员的人身攻击。”姜韬说，很幸运这些攻击和污蔑没有影响科研人员继续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信心和进度，但对科研人员情感的伤害是巨大的。“即使是学生群体也受到影响。虽然他们大都很理性，但如果导师受到这样的污蔑，没有人在情感上能接受。”

    2013年3月，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的牵头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成立，由30名转基因研究人员担任特聘专家，广泛邀请科研人员与公众、媒体定期展开科普交流。“面对强大的‘反转’舆论，任何一名科学家的力量都显得单薄。”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普宣传平台的负责人，朱祯如此解释平台成立的缘由。

    姜韬说，特聘专家们要把大量时间用于关注微信微博动态、与专家组成员沟通互动、组织和参加科普活动及风险交流，每年仅是邮件往来就有数千封，几乎一度占据了专家们的全部业余时间。朱祯则坦言，自己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都被“贡献”给了转基因科普。“转基因科普当然很重要，但这个主体原本是科学媒体人，我们多用些时间做科研不是更好吗？”姜韬说, 而过去的转基因风险交流都是针对人为的虚假信息，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风险发生。

    在朱祯看来，这些付出显然是值得的。“2014年以来，舆论环境在逐渐好转。虽然反对声仍然不断，但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理性地参与到转基因讨论中。”朱祯说，“我们不反对批评，也不反对争论，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