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持续增强，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7.9%。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指出，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但粮食比较效益低，对地方财政贡献有限，主产区“粮财倒挂”问题日趋严重，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面临严峻考验。当前，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以纵向为主，政策效应逐年弱化，补偿主体以中央政府主导，主销区没有承担相应责任。他建议，在优化完善纵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加快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胡培松委员告诉记者，近20年来我国粮食净调出省越来越少。据统计，2003年13个主产区粮食净调出率在5%以上的省份有10个，到2023年只剩下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安徽和河南等5个净调出省。另一方面是，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据各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测算，北京、上海粮食自给率已降至10%以下，广东、浙江粮食自给率降至25%左右，产需缺口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主产区与主销区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3—2022年，主产区与主销区人均GDP差距由13310元扩大到52184元，扩大近3倍；人均财政收入差距由1653元扩大到9307元，扩大近5倍。黑龙江粮食产量连续14年居全国第一，但2022年人均GDP仅 4.73万元，仅优于甘肃。

胡培松说：“值得警惕的是主产区与主销区农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2003—2022年，主产区和主销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由1946元扩大到9643元，扩大4倍。”

胡培松认为，现行主产区利益补偿以纵向补偿为主，政策效应不断弱化。一是当前主要实行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纵向补偿机制。包括以产粮大县奖励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最低收购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为代表的生产支持政策，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代表的倾斜支持政策等。但有限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奖补资金难以解决主产区“粮财倒挂”问题。二是作为受益者的主销区未承担利益补偿供给主体责任。由于粮食主产区具备补足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的能力，这些地区才能安心发展二、三产业。但当前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更多是中央政府单一主体，主销区长期缺位。三是横向补偿更多停留在探索阶段。中央曾多次出台督促主销区对主产区补偿的意见，但均非强制性要求。目前，仅有部分省份通过产销对接、合作投资、定向帮扶等方式开展省际间粮食利益补偿探索。

胡培松建议，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与中央财政对主产区的纵向利益补偿机制形成有机整体，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各项粮食扶持政策要进一步向主产区倾斜，不断增强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对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力度，各种奖补政策不仅要与粮食产量挂钩，而且应综合考虑粮食调出量、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确保主产区财政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支持主销区对主产区开展农业科技合作，进一步提高主产区粮食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同时，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确定补偿的合法性；明确对补偿范围、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作出规定，对主销区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源基地、粮食加工转化和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需要达到的规模作出明确要求，确保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