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作物种业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水平显著提升，育成、推广了超级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突破性优良品种；良种供应能力显著提高，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全部实现商品化供种，主要农作物种子实行精选包装和标牌销售；种子企业实力明显增强，培育了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种子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全面实行政企分开，市场监管得到加强。良种的培育和应用，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其他农业大国相比，我国在农作物育种技术尤其是杂种优势利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水稻、油菜、谷子等粮油作物和甘蓝等多种蔬菜的杂交种首先在我国实现产业化，玉米等作物已实现杂交种的全覆盖，棉花、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技术为实现常规育种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我国公立机构长期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可为企业低成本利用；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搜集保存种质资源近40万份，为育种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种业生物技术领域，我国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已初步建成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基因调控、安全评价、分子育种、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早熟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稻、棉花、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某些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已有一批实力强、管理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种业研究和开发中脱颖而出。
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可实现有法可依，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自转基因作物在国外推向市场以来，我国就是主要进口国之一。2010年，我国进口大豆5480万吨，2011年为5264万吨，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品种。早在2004年，我国就向第一代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发放了食用安全证书，允许进口和消费；2010年12月30日又向第二代抗除草剂高产大豆（RR2 Yield）发放了进口许可。进口大豆除榨油供食用、豆粕饲用外，有一部分进入食品加工领域。在长期直接或间接食用转基因产品的过程中，公众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转基因产品，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我国具有完善的农业和生物教育体系，可为种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合格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大量人才留学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发达国家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掌握国际种业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管理方法。在生物技术领域，我国的海外人才资源优势可与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资源优势相媲美。目前，大量海归人才加入国内生物技术研发队伍，一些人已成为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领军人物，正为实现我国种业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相对于大田作物生产来说，种子繁育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广大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中，已经和即将产生优秀的种业生产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农场系统及不断兴起的农业合作组织为规模化种子生产创造了条件。中国普通民众受迷信思想影响较少，唯物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如果生物基本知识得到普及，将会成为生物技术产品的积极支持者。这与欧洲等神创论和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区别。
我国南北跨度大，东西幅员广，气候条件多样，生态条件复杂，作物类型丰富。世界上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绝大多数都可在我国找到适宜种植的区域。我国是一个多山、多丘陵、多绿洲的国家，是异花授粉作物制种的理想基地。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育种机构和种子生产企业，在满足不同种植制度、不同作物类型和多样化市场对品种和种子的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我国不仅可满足自身农业生产对种子的需要，而且可面向其他国家生产种子，成为世界种业生产基地。此外，我国劳动力充足，技术力量雄厚，具有成为种业强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