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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安全吗？转基因育种技术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势头如何？随着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也随着生物育种技术的日益成熟，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日，以转基因与社会为主题的北京生命科学论坛第十八次会议召开，来自科研一线和企业的专家与会并做主题发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就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发表见解。
全球生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化蓬勃发展
问：目前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黄大昉：在世界范围内，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推进生物育种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国家战略和重要举措，农业结构、产业布局、耕作制度、生产经营体系等正在发生一系列变革。
具体到转基因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技术突破期开始，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发展目前已进入战略机遇期，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业效益快速增长。统计表明2010—2011年转基因农作物种业销售额 156.85亿美元，占种子市场总量45.5%，增长率达21.9%。而同期非转基因农作物种业销售增长率仅为4.8%。四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创新高，2011年全球大豆面积的四分之三（75%）、棉花面积的五分之四（82%）、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32%）、油菜面积的四分之一（26%）种植的都是转基因品种。
问：农业生物技术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
黄大昉：我们可以从一组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发现农业生物技术的经济效益。近年国际经济低迷，不少国家农业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强。美国去年经济增长率还不到2%，而农产品净收入增长接近20%，其中农业生物技术的贡献不可忽视。又如一家著名跨国企业近年通过科技创新、企业并购、资本渗透等手段一跃而成全球农业生物产业之鳌头。该公司连续三年生物育种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去年新品种销售额已达118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中，巴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农业的成功是近年巴西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农业人口仅占巴西全国人口21%，农业出口却占全部出口总额的35%。这其中离不开农业生物技术带来的农业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集约化程度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巴西一方面大力推进生物能源产业，一方面积极推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2003年，巴西才真正推进发展转基因作物，2011年种植面积已达3030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19%，位居世界第二，增速跃居世界第一。同年巴西因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增收12亿美元，其中农民因增产获益占27%，因投入减少获益占52%，种子公司获益占21%。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重大推动力。目前巴西获准应用的转化事件总数已达32个，仅2010/2011年就有14个新产品推向市场。除国外引进的大豆、玉米、棉花外，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植物已达十余种。预计菜豆、甘蔗、桉树、马铃薯、木瓜等8种产品未来几年即可种植应用。
生物育种技术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问：我国发展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物育种技术有什么必要性？
黄大昉：谈及农业生物育种，我们往往会想起粮食生产，想起令人骄傲的粮食产量“八连增”。粮食产量“八连增”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我国粮食消费总量也连续8年超过生产总量。目前我国是以占世界9%的耕地提供世界25%的粮食，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正面临人口增加、资源短缺、劳力锐减、环境恶化、气候异常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等越来越大的压力，粮食安全仍面临诸多风险，农产品中长期供求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而从国际范围看，粮食短缺、价格上涨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单纯依靠传统生产方式已无法突破上述各种约束和发展的技术瓶颈。要保证农产品持续供给，必须在技术手段、生产规模、产业结构和发展机制上实现大的创新。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迅速兴起，使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定向培育成为可能，并且更为精准、快速和可控，成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引擎。推进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是保障我国农产品持续供给、粮食长期自给自足的必然选择。
问：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如何？
黄大昉：虽然在整体实力上我国企业还不及跨国公司，但应看到，一方面我国已经拥有从功能基因研究、发掘、转化直至转基因生物育种、应用和产业发展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在某些重要作物、某些重要性状上我们已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产权并取得重要进展（如棉花、水稻、玉米生物育种）。只要坚定不移推进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定能如当年抗虫棉一样，不仅能够与国外公司抗衡，抢占市场发展先机，而且能够抢占技术制高点，引领我国种业创新和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我国农业生物育种发展处于重要时刻
问：您如何看待我国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进程？
黄大昉：生物育种创新的真正动力来自产业化。不推进产业化，不能真正激发自主创新的活力。我国农业生物育种的自主研发曾一度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并居国际前列，转基因抗虫棉作为生物育种创新的成功事例曾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由于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近年我国农作物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进程减慢了，甚至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进则退，不发展就会落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问：您如何看待目前争议较多的转基因安全问题？
黄大昉：对于转基因技术发展问题的判断首先应当科学和理性。我国早已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和管理体系，迄今并无科学根据证明转基因技术不安全，国内外大量科学研究也充分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实际上，转基因安全相关争论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在考虑转基因安全这一问题时，要把握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要在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认真审视和权衡，要从国家粮食安全和科技创新的高度，围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一基本方针统一认识和步调。反之，如果陷入“安全”之争而犹豫不决、止步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我国经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将会得而复失，结果不仅会让生物育种发展与市场受制于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问：转基因育种技术产业化滞后可能会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什么问题？
黄大昉：国外公司一直倚仗技术与经济优势企图开拓和控制国际农作物和种业市场。进口大豆称霸我国市场便是国外企业利用技术优势控制国际市场的典型例证。目前我国80%的大豆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从目前情况看，如不加快转基因育种技术产业化，玉米产业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制于人的产业。近年来，我国玉米产量逐年增加，但仍难满足养殖业发展的强劲需求。2010年起维持多年的供需平衡已被打破，进口转基因玉米已不可避免。而国外公司除了向我国输出加工用转基因玉米外，已有20多个转基因玉米新品种在我国申请田间试验。为了避免国内大豆产业萎缩的悲剧重演，加快转基因玉米自主开发并早日实现产业化，已成为当前应对国际竞争、扭转玉米育种被动局面、做大做强玉米种业、保障粮食安全的紧迫任务。
转基因技术发展简史
1865年 奥地利孟德尔提出遗传因子概念
1909年 丹麦约翰逊提出基因概念
1927年 美国摩尔根建立基因学说
1953年 克里克和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开创了分子生物学时代
1971年 史密斯等人从细菌中分离出一种能切开病毒DNA分子的限制性内切酶，标志着DNA重组时代的开始
1972年 伯格等用限制性内切酶分别酶切猿猴病毒DNA和噬菌体DNA，将两种DNA分子用连接酶连接起来，得到重组DNA分子
1973年 科恩等进一步将酶切的DNA分子与质粒DNA连接起来，获得重组质粒并转入大肠杆菌中
1978年 全球第一个重组DNA技术公司——Genetech开始利用重组大肠杆菌生产人胰岛素
1980年 第一例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小鼠在美国成功培育
1982年 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转基因烟草在美国问世
1987年 第一例转基因微生物——防冻害基因工程菌株进入田间试验
1994年 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番茄在美国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