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兴是民族兴的基础与保障。“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更是全面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灵魂所在。中国畜牧业正面临稳产保供的艰巨任务、资源环境趋紧的严峻约束，构建低碳发展长效机制将是协调动物蛋白供给目标和资源环境保护需要的关键。

　　转型畜牧业认知理念

　　畜牧业起源于原始渔猎文明，成型发展于古代农耕文明，繁荣兴盛于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调整于当代生态文明。可以从两个层面认知畜牧业：狭义畜牧业仅包括植物能到动物能转换的动物生产过程；广义畜牧业在动物生产层的基础上向前延伸至生产并提供畜牧业所需植物能的前畜牧植物生产层，向后延伸至把动物转换为可消费动物产品的后畜牧加工生产层，是涵盖动物生产及与之相关的植物生产、产品运输加工等整个环节的产业部门，更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生产系统的有机融合，兼具生态、经济和社会属性。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需要加快传统狭义畜牧业概念认知转型现代广义畜牧业，这要求我们从生态生产视角审视畜牧业。跳出单一动物养殖的思维局限，充分认识前后生产环节在整个畜牧链中的作用和紧密联系，彻底打破“资源—环境—畜牧业”割裂化的思维模式，建设粮草水土资源环境与动物养殖相协调的生态生产型畜牧体系。以此指导畜牧业发展，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畜牧业面源污染等难题，充分认识畜牧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这也为畜牧业系统内部的最大碳中和提供了可能。

　　关注碳排来源与碳汇空间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的18％，属于庞大的碳排放系统。碳源主要来自作物生产环节的化肥、农药和能源投入，养殖环节的肠胃发酵、粪污管理和养殖场所能源消耗，加工生产环节的运输能耗、屠宰加工能耗和储存能耗，其中养殖环节的碳排放约占总排放的80％以上；碳汇主要来自作物生产环节的植物光合作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需要从碳源碳汇双侧发力，碳源方面注重以科技创新驱动碳排放效率提升；碳汇方面注重种养结合、农牧循环，深挖草地固碳潜力，着力打造“粮—牧”或“草—牧”一体化的生态生产模式，借助改良天然草原、扩大人工种草、建设环养殖场林田网络等方式扩大碳汇储备空间，最大限度把碳排放留在畜牧系统内部以实现最优碳中和。

　　未来几年的中国人口规模仍将保持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偏好肉蛋奶的膳食结构转型将是长期发展态势，由此引领的畜产品消费市场远未饱和。尽管正在扩大的畜产品进口规模有力缓解了国内生态压力，但自给率安全门槛和稳产保供目标仍将刺激畜牧业生产规模扩张。预计相关技术进步将驱动畜牧业碳达峰时间略提前于养殖规模达峰时间，碳中和时间将更多依赖兼具碳源碳汇特征的生态生产型畜牧业发展进度，创新低碳养殖模式、提升碳排放效率、深挖草原固碳潜力将发挥关键作用。

　　构建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实现畜牧业低碳发展，必须构建系统完善的长效保障机制，不断优化生产方式、创新发展理念，综合协调碳排放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两种方式，提升生态畜牧系统碳汇能力。

　　科学规划与示范推广机制。以畜牧业保供给为根基，以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逐级制定中长期畜牧业发展规划，制定碳排放管理计划，明确双碳目标路线图，为低碳转型提供规范和指导；从减排、增汇不同角度提出低碳发展优化路径，鼓励采取“边减排、边增汇”两端并进工作方式；积极探索和推广多种形式的畜牧业低碳发展模式。

　　碳排放统计监测服务机制。推动畜牧业碳排放监测服务社会化，多渠道引入参与环境监测的市场力量，探索第三方监测、估算、评价服务体系；建立涵盖不同生产环节的碳源、碳汇核算方法体系，保障监测统计程序规范化、科学化。

　　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机制。鼓励成立畜牧业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绿色养殖科技攻关，据悉，中国农业科学院正着手组建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科技支撑平台；注重全产业环节系统性减排，避免“前减后增”的效率损失；配套完善的碳减排技术推广应用体系，及时追踪技术适用效果。

　　形成政策扶持与利益联结机制。尽快出台畜牧业低碳发展扶持政策，形成以“降碳增汇”为导向的财政激励制度和金融服务体系；尝试构建畜牧业生态环境补偿模式，探索主销区补偿主产区的碳排放利益联结机制。

　　碳市场与碳交易导向机制。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交易管理规则、结算管理规则（均为试行规则），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启动。应当尽快促进畜牧业融入碳市场，吸引养殖主体和草原等生态账户富裕主体参与碳交易；完善碳交易制度和法律法规，形成产权明晰、定价合理的碳交易市场环境。